在近现代昆曲的发展和传播史中，文人学者无疑是重要的助推力量。文学家及文人群体与昆曲的密切关系，学界早已耳熟能详。而史学家群体与昆曲的因缘，却长期未得到关注，逐渐被世人淡忘。史学家何炳松一生嗜好昆曲，与昆曲有着深厚的情缘。

　　何炳松于1916年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毕业，次年受蔡元培聘请，赴北京大学教授西洋文明史等课程。同年，著名词曲家吴梅也入职北大。蔡元培自接任北大校长后，就秉承“兼容并包”的治学理念，为提高学生素质，活跃学术气氛，倡导成立了众多课余研究组织。音乐研究会是其中较活跃的一个，下分设有提琴、钢琴、琵琶、昆曲等组。蔡元培本人雅好昆曲，便推荐吴梅担任昆曲组指导教师。

　　1918年，在北大同人的一次宴席上，胡适特邀同席的吴梅清唱一折，以助酒兴。唱词的庄雅、声腔的悠扬，顿时引起在座者的喝彩。第一次听到昆曲的何炳松也沉醉其中。吴梅趁此机会，向大家介绍当时“荣庆社”（北昆）在京演出的消息。因为有第一次赏心悦耳的经历，何炳松与胡适等人常去听北昆，有时则独自前往，对昆曲的兴趣愈加浓厚。何、吴二人除任职北大外，还共同兼任北京高师的课程，所以常相过从。受吴梅的影响，他开始揣摩唱白，学唱昆曲。吴梅也乐意向同事推广昆曲，争取知音，所以对何炳松的请教，也不时倾囊指点。

　　1922年秋，何炳松与吴梅同时辞去北大之职而各自南下。1924年，何炳松到上海，进入商务印书馆，不久与同事郑振铎相识。两人治学方向虽不同，但平时嗜藏书，爱戏曲，又好酒，很快就引为知己。据张元济、王伯祥、郑振铎等人日记记载，何炳松与商务印书馆同仁经常因公务或私事聚会，在宴饮之余，他们常去聆听昆曲。据宇文西林的记述，1925年，苏州昆曲传习所“传”字辈演员到上海徐园演出。何炳松闻讯，便邀郑振铎同往。到徐园后，正好遇到商务印书馆监理张元济。张起身笑迎两位同仁，向徐园主人徐凌风一一介绍，并安排同坐一处。“传”字辈演员在徐园演出两年，何炳松每周末只要有闲暇即去听曲。后来，“传”字辈又在上海新乐府昆戏院演出，郑传鉴等人组班的昆剧保存社也进入上海大世界，何炳松都不会错过听昆曲的机会，有时甚至带妻女同去欣赏、观摩，平时还教女儿学唱。后来何炳松女儿何淑馨回忆说：“父亲对昆曲实在感兴趣，不仅个人闲来学唱，还教孩子们唱，自己吹笛子伴奏。”

　　在聆听、观看昆曲之余，何炳松与郑振铎也谈一些昆曲的振兴计划以及曲谱的整理事宜。当时喜好古本戏曲的张元济正在主持编纂《集成曲谱》和《奢摩他室曲丛》，作为商务编译所所长和东方图书馆副馆长的何炳松也时常协助张元济收集曲谱文献，因而接触到不少珍贵的曲谱。在张、郑的指引下，他不仅能听曲，还学会了读曲、拍曲。何炳松的同乡好友傅东华后来撰文称：“在抗战前的几年里边，他又很爱好音乐——昆曲……差不多每次见面，都拿这事做唯一的谈资。”足见何炳松对昆曲的痴迷。

　　1935年夏，何炳松出任暨南大学校长，因公务繁忙，听曲的时间逐渐减少，但仍关注昆曲的发展。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沦为“孤岛”。1939年秋，英国汉学家乐维斯经人介绍来拜访何炳松，商谈共译中国诗词格律及昆曲工尺谱变为五线谱等事宜，何欣然同意。经过两年的努力，《中国诗词及昆曲谱》终于在1941年秋被译成英语付印出版。何炳松可谓我国将昆曲谱译成英文向世界介绍、传播的第一人。

　　1941年底，暨南大学内迁福建建阳，作为校长的何炳松在奔波校务之时，仍未放弃对昆曲的喜爱。凡遇欣快时，，他“往往手拍牙板，命爱女歌昆腔一曲，或命外孙表演拳术，以为怡性养情之助”。而工作困苦时，他鲜与人言及，只默默地将苦闷消解在一首首昆曲中。昆曲，已然成为他颐养性情和缓解压力的重要方式。在建阳的日子里，何炳松还常常潜心抄录、专研曲谱。如《宝剑记》第三十七出《夜奔》，他所录的为近代通行的尺调谱，经对勘古本后，发现通行本漏了一节，因此标出“明刊本有下一节”，并补出《水仙子》唱词。他还据此推测，通行本之所以被删去，是因为唱词内容很可能有碍权贵的缘故。

　　由于长期游艺于昆曲，戏曲舞台的表演形式也给他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提供了新的启发。如抗战时期，他非常关怀与支持暨南大学的戏剧活动。在他看来，戏剧也是一种教育，能坚定师生抗日必胜的信心，唤起民众积极抗日的爱国之心。在历史教学上，他主张编演历史戏剧辅助历史教学，提倡以“设身处地”的方式来“活现过去”，即通过揣摩古人的衣着、言语、行为，甚至微笑、眼神，体验古人当时的情感和思想，建立历史情境，让学生“设身处地”地站在古人的角度和立场去感知历史和理解历史。正是由于何炳松与昆曲的一生情缘，所以昆曲名家俞振飞在《何炳松纪念文集》卷前题辞“昆曲知音”，可谓实至名归。